网上配资炒股门户 1974年，毛主席让她做副国级，被周恩来阻拦，8年后她成为正国级

“1974年1月凌晨两点网上配资炒股门户，主席电话里只说了一句：‘小超该进副委员长了。’”周恩来放下听筒，抬头望向窗外，夜色深沉，寒气逼人。

毛泽东的这一指示，落在任何人身上都是莫大荣耀，偏偏遇到周恩来。他沉默良久，对身边的秘书摆了摆手：“这事先别声张。”秘书愣住了，小声问：“总理，主席的手令怎么办？”周恩来没有直接回答，只让他把电报原件锁进抽屉。一次看似简单的人事任命，就此产生了几乎无人知晓的波折。

回溯到1920年代，与周恩来在天津结缘。两人最早的共识并非爱情，而是革命。觉悟社的小楼里，年轻人围炉夜谈，邓颖超掷地有声地说：“搞妇女运动，不是给女同志贴花边，而是救国家。”周恩来闻声侧目，后来回忆那天，只记得“大厅灯光昏暗，她的眼睛却亮得刺人”。抗争岁月中，两人多次并肩，被捕、转移、长征，都没分开。可以说，邓颖超的政治履历并不比周恩来短一寸。

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，中央筹组新政府。人人以为周恩来会顺手把邓颖超放进内阁，结果落空。张治中半开玩笑地问：“周公，你别在家里搞一套，政府里单独搞一套啊？”周恩来笑而不答。真正的原因很现实：他是新政权行政首脑，若把夫人放进国务院，一旦文件带有“总理夫人”影子，各部委不敢畅所欲言，这是他最担心的。

邓颖超理解这一点。全国妇联副主席的头衔虽然不耀眼，却让她放开手脚做妇女工作。她下厂、进校、跑乡村，踩着泥浆去调查育龄妇女生育状况，晚上回到驻地直接躺在行军床上，用小手电凑合记录。有人劝她保重身体，她摆手：“老毛病早跟着长征走过雪山草地，哪还有娇气。”

时间来到1955年，新工资制颁布。资历、职务双重叠加，邓颖超完全可以进到第三级序列，她偏偏只报第五级。批文送到西花厅，周恩来“顺手”又往下划了一笔，成了第六级。第二天，他拿着文件调侃邓颖超：“小超啊，你最近身体欠佳，少拿一点，心里也轻松。”邓颖超哈哈一笑：“让你省心，我亏不了。”外人听来朴素，两口子却把原则摆得明明白白：公家钱，自己不能多占分毫。

不过，在干部序列里，她的资历太醒目。1974年春天，张春桥向政治局提议：邓颖超担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。会场无人反对，文件很快送到长沙。毛泽东看了一眼：“同意。”他当即写下手令。几个小时后，这份手令被送到北京。

周恩来接信时正做透视检查。他病体已重，仍坚持亲批人事。秘书建议立即公布，周恩来却示意搁置。理由有三：其一，四届人大筹备早已定案，临时添加人选，程序上要重走；其二，他自己仍在总理岗位，夫妻同列高位容易招惹不必要猜测；其三，更关键，他担心政治形势瞬息万变，给邓颖超带来麻烦。秘书无法反驳，只能将手令锁进铁皮抽屉。此后数年，无人知晓这张纸的存在。

1976年1月8日，周恩来病逝。邓颖超在灵堂前站了整整一夜，没掉一滴泪。她对工作人员说：“他走得明白，我也得挺直。”同年7月，工作人员在整理遗物时发现那张手令，呈送中央。文件边缘已有锈迹，却依旧清晰。

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干部安排重新调整。华国锋留意到这份手令。1980年四届人大三次会议，他在会上宣布：“增选邓颖超同志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，待下次会议追认。”会场掌声不短，邓颖超只是轻轻点头。会后有人问她感想，她答：“主席、恩来同志都离开了，还让我干活，我就干，没别的。”

1983年，第六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召开。常委会议讨论正副主席人选，呼声最高的依旧是她。有人担忧：“邓老身体能撑得住吗？”组织部门特意去征求意见。邓颖超只说八个字：“能做事，就别推辞。”最终，她全票当选政协主席，成为正国级领导人，那年她79岁，距离毛泽东手令写下，整整八年。

很多人感慨：若周恩来在世，这一步也许不会发生。事实的确如此。周恩来看重“避嫌”二字胜过一切，而邓颖超从未质疑。“小超”这个称呼，周恩来唤了半个世纪。她知他心思，也尊重他的决定。外界看她隐忍，其实是在守规矩、护清白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邓颖超在政协主席任期内，推动爱国卫生运动、人口与计划生育立法、对台统战交流，她用行动证明，位置从来不是装饰。有人统计，她主持的全体会议平均时长远超往届，因为她宁可多讨论一个议题，也不允许“走过场”。一位年轻工作人员回忆：“邓主席那双眼睛还是那么亮，一旦抓住你发言漏洞，当场就问，根本蒙不过去。”

1986年底，她写下一份遗嘱：遗体捐医学院，不设灵堂，不搞大型吊唁。几乎是周恩来的翻版。耿飚读到遗嘱，长叹一句：“他们两口子，连最后一笔也要为国家省事。”